中國網評論員 華章

近日，美國政府推出的“對等關稅”政策引發軒然大波，不僅嚴重沖擊全球金融市場，更進一步擾亂本已脆弱的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。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以“東南亞經濟體面臨重大關稅沖擊”為題報道稱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作為全球供應鏈關鍵組成部分，其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。此外，從實際效果看，美國的“關稅訛詐”無法實現“制造業回流”“讓美國再次富有”等既定目標，反而將逐漸淪為一場“打地鼠游戲”。

過去兩屆美國政府，持續以關稅為武器擾亂中美貿易，逼迫跨國企業將生產線搬離中國。短期內，確有部分企業被迫轉移，但也沒“回流美國”，而在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落戶。越南便是主要落腳點之一。這種轉移雖符合企業逐利本性，卻迅速推高了這些國家對美出口的順差。統計顯示，2024年，越南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激增至1000億美元，比2017年增長了兩倍。

諷刺的是，這波因美國政府貿易政策帶來的“潑天富貴”，如今卻成了美國對越南等國祭出貿易大棒的“原罪”。按照美國的“對等關稅”邏輯和算法，對美貿易順差越大，被征收的稅率就越高。越南因此被課以高達46%的關稅，跨國企業在越南設廠的成本優勢瞬間蕩然無存。即便如此，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跨國企業，依然沒有赴美建廠的打算。有企業發出了“我們該去哪兒”的靈魂之問，而谷歌供應商的一位經理更是表示：“既然全球都面臨著更高的關稅，不如將生產線再搬回中國。”

延續了三屆美國政府，以“產業回流美國”為目的的關稅戰爭，為何正演變成徒勞無功的“打地鼠游戲”？

“投資中國”的優勢無可替代

在美國發動的本輪關稅戰中，哪怕越南等國被征收高達30%至40%的稅率，但仍不及中國所承受的累計104%關稅重壓。為何仍有不少企業青睞中國？

首先，中國擁有全球門類最齊全、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。從原材料供應到零部件制造，再到成品組裝和銷售，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幾乎涵蓋所有環節，全球無出其右。以上海特斯拉工廠為例，其零部件本土化率已達95%，形成了“螺絲釘到芯片”的自循環體系。全產業鏈的效率和成本優勢明顯。

其次，中國著力構建的“雙循環”新發展格局已見成效。商務部等權威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4年，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44.5%，拉動GDP增長2.2個百分點。對美出口為5247億美元，占全部出口份額的14.7%，占GDP僅有2.8%，中國對美市場依賴顯著下降。極具規模效應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，再加上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以及對美依存度有所降低，外企在華投資興業面臨的風險完全可控。

“回流美國”的鴻溝難以跨越

美國政府近乎偏執地強推制造業回流，卻無視其本土早已失去再工業化的基本土壤。

首先，在過去幾十年金融資本的主導下，美國經濟已形成嚴重的“去工業化”路徑依賴。資本熱衷短期高回報的金融投資，而非把錢花在回報周期長、利潤薄的制造業上。這種投資文化甚至從華爾街資本蔓延到美國傳統制造業企業身上。曾經享譽全球的百年制造企業波音公司近年來頻陷質量與管理危機，正是金融化過度的直接惡果。企業管理層一味追求投入回報比，為了提升利潤、抬高股價，不惜壓縮制造程序、測試程序，削減員工，甚至還將大量業務外包給不合格的供應商。試問，若美國的制造企業都信奉這樣的經營理念，美國又如何振興制造業？

其次，美國工業的高成本已成為不可承受之重。數據顯示，美國私人非農企業員工時薪接近36美元（年薪約5.9萬美元），是發展中國家的12—15倍，但其勞動生產率僅比發展中國家高8—10倍。這種“工資—產出比”的倒掛，使得美國制造業綜合成本比中國高20%—25%。美國組裝一部iPhone的成本比中國高30%。更為關鍵的是，美國本土缺乏完整的工業鏈條，大量原材料、零部件需要從他國尤其是中國進口。針對中國加征高額關稅，反而推高了這些企業的整體運營成本，使“回流美國”變得更加遙不可及。

事實十分清晰，美國政府以貿易保護主義手段推動制造業回流注定失敗。無視國內資本結構的固有弊病與成本機制的根本制約，卻舉著關稅大棒滿世界尋找、打擊“占美國便宜”的貿易伙伴，最后只能淪為一場永無止境、徒勞空耗的“打地鼠游戲”。產業發展靠的是制度環境、市場機制和配套生態，絕非關稅大棒。美國若不能直面結構性問題，其“制造業復興”夢想不過是空中樓閣。